与寄生虫过招的女医生

与寄生虫过招的女医生

烈日下采集水生螺、半夜提灯在墓群里抓白蛉……盛夏，“蛇虫百脚”出没，张仪迎来一年中最忙的时光与寄生虫过招的女医生 　　后脑勺的肿块不是肿瘤，而是蜱虫正钻在那里吸血；肝脾肿大不是肝癌，而是被大片吸虫钻了空子……谁会想到，全球变暖、生态环境改善、物流的便利正悄无声息地助推着物种变化与生物多样性进程，在此期间，包括寄生虫病、病毒病在内的“热带病”让临床诊断变得更为复杂，误诊时有发生。 　　为追踪致病生物链，有群科学家跑到人迹罕至的偏远角落“找答案”。近日，上海市卫生局系统纪念建党91周年暨创先争优总结和表彰先进大会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媒介控制室主任张仪的故事，引来长久而热烈的掌声。人们很难想象，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女医生，全年有大半时间在野外，与蛉、蚊、蜱、螨、螺等微小而又危险的生物打交道。 　　 “野外”诊室 　　张仪不是坐门诊的临床医生，她的“诊室”在野外。 　　今年春播时节，张仪接到湖南疾控报告，称在资兴偏远农村出现不明原因皮疹，凡下地插秧者皮肤都会出现大块皮疹，奇痒难忍。这并非偶发，当地似乎世代患有此疾，人称“稻田皮炎”。 　　当地疾控专家发现这是尾蚴性皮炎（血吸虫病中的一种），传播途径与鸟类有关。近年来，我国整体生态环境改善，这个风景如画的资兴山村是许多鸟类南下过冬的迁徙中转站。不过，是什么鸟种传播了疾病，无文献可考。 　　“此前，这类皮炎对人的危害十分有限，受感染的主要是家禽，所以相关研究与文献较少。”6月20日，张仪和同事们入湘。 　　临近盛夏，田埂上的温度已经超过40℃，张仪和同事们一眼瞥见稻田水底成排的水生螺，“过去只有山顶上的插秧者会出现皮疹，如今皮疹蔓延到山下，年初这里曾有山洪……估计是山上被感染的螺顺着山洪到了山下的梯田，水生螺应是这类皮炎的中间宿主。” 　　采集螺，必须趁着毒日头！与螺打了多年交道，张仪清楚它们的脾性，“抓水生螺就要在太阳下，它们终日泡在水里，一旦见到阳光，就会躺在水底孵太阳。” 　　连续两天，这个科研小组蹲在田埂上、鱼塘边采集了上千只水生螺。检测结果令他们吃惊：大量水生螺检出血吸虫；稻鸭无一幸免，被感染率达到100%。 　　“插秧时穿高筒雨鞋、佩戴长筒胶手套，避免与感染水源直接接触。”在给当地村民开出“初检处方”后，张仪和同事们赶回上海，将活螺交给实验室饲养孵化，确定螺种。多年的工作经历让他们对新的致病生物链特别敏感，“此类血吸虫是进化链条上的一条新线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预测血吸虫到达不同阶段对不同物种的危害。” 　　这些年，作为“国家应急专家”，张仪需要去各地“破案”。汶川地震发生后，她被卫生部派往甘肃评估当地黑热病媒介。作为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唯一参加抗震救灾的女性，她在灾区遇到过余震和山体塌方，经历过半山腰车轮飞爆的惊险场面，许多人后怕不已，她笑言这是“宝贵的财富”。对于工作的危险性，张仪从不缺乏“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追踪“宿主” 　　在疾控领域，如何追踪媒传疾病的宿主，即通过媒介传播的寄生虫病、病毒病等，比如血吸虫病、登革热，预测动态高峰，为今后发病提供及早干预的依据，变得异常重要。 　　追踪“宿主”，是张仪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年除了“应急任务”，她的大部分时间出没于荒郊野外、林间洞中、戈壁荒漠……都是寄生虫病传播媒介的生存地。 　　在当地人眼里，这是一群古怪的科学家。在新疆的偏远村落，午夜11点，村民都睡觉了，张仪和同事们提着一盏诱蛉灯，往那荒无人烟的地方走去。走着走着，陪同的当地人停下了脚步，不肯再往下走。原来，那是一大片寂静的墓地。张仪看看手表，接近11点半，正是白蛉即将出没的时间。“开始吧！”同事负责看管诱蛉灯，张仪穿梭在墓群中寻找白蛉…… 　　墓群在当地被称为“马扎”，是白蛉喜欢出没的地方之一，且它们总爱在黑夜行动。为了诱虫，张仪和同事们自主研发了吸引白蛉的光谱诱蛉灯，当然，他们自己也不能涂任何驱蚊水，“我们也是诱饵之一！”张仪打趣地说。 　　荒漠型利什曼病的传播媒介是白蛉，人被受感染的白蛉叮咬后，表现为肝脾肿大，婴儿感染严重者死亡。夏天是白蛉活动高峰期，2005年，张仪的团队在新疆成立了白蛉监测站，每年6-10月都要到新疆抓蛉，通过实地考察，持续性积累第一手数据，为发病提供着及早干预的依据。 　　 心酸的“滑坡” 　　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痴迷于媒传疾病研究的科研工作者。张仪的办公室里，到处是关于蛉、蚊、蜱、螨、螺等的大部头书，书桌正前方的墙上，一幅“中国钉螺分布图”记录着她曾经跟着老师追踪日本血吸虫病的脚步。见到记者，她欣喜地介绍起私家“美女照”——一只完整的八旋钉螺。如同肿瘤医生会在显微镜下观察肿瘤细胞之美，张仪与这群小生物过招多年，也有着微妙的情愫。 　　张仪与生物结缘始于初中。上世纪70年代，上海组织夏令营，遴选中学生生物爱好者，张仪入选。背着一卷草席，这个小女孩就跟着少科站的老师去了天目山，“我们去野外采集昆虫和植物标本，晚上找到一间废弃的破庙，把席子往地上一铺，就睡觉了……”张仪感慨，如今这样“大胆”的老师、“大胆”的家长恐怕都不多见了，孩子的兴趣兴许也就此埋没了。 　　这让她联想到如今团队人手紧缺，不得不请一些老前辈“出山”。一次，他们一路追踪白蛉到了四川的偏远山区，当地人说山洞里白蛉出没频繁，一行人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山洞，果然与白蛉不期而遇。下山时好多老同志脚没踩实，一路滚到了山脚下。“大家互相看着狼狈的样子哈哈大笑，但事后想想，让老人跟着我们出入防疫一线，真是无奈。” 　　如今，张仪参加的国际项目越来越多，“尽管寄生虫病主要分布在偏远贫困地区，但也有扩散风险，尤其当全球变暖后，整个物种分布在改变，媒传疾病更容易跨物种传播，这点越来越受到全球关注。”张仪感慨，我国的寄生虫病防治曾走在世界前列，在她工作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预防控制所，至今藏有记载疟疾的清代文献，我国还曾是世界上第一个消除丝虫病的国家……寄生虫病防控队伍后继有人，是她最大的心愿。 　　本报记者唐闻佳通讯员宋琼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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